蔡东家+博社:超级村庄的族与毒品

新闻频道 2020-02-10192未知admin

  夕阳尚未落山,大喇叭开始播放震耳的戏曲,临时搭建的戏台前面,一排排长条板凳已经摆好,凳子腿上工整的毛笔字标明了它所属的祠堂名。小孩子绕着长凳追逐打闹,旁边是售卖各色小吃的摊贩。不过,最忙碌的要数那些卖香火等祭祀用品的小商店,老板娘招呼着伙计将一捆捆冥币抱到客人的电动车上。戏台旁边的空地上,摆了几张破旧的长桌,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正在慢悠悠地准备笔墨,他们都是博社村老人理事会的,有人负责收钱,有人负责记账。村里请社戏需要按人头收钱,不论男女老少,每人15元。一位老人告诉我,这些当然不够,不过不要紧,有钱人自然会额外多拿一些赏钱出来,动辄10万元也是常有的事。

  去年农历腊月十二,扫毒行动过后两星期,我第一次去博社,正赶上村里唱社戏。这是数百年不变的习俗,要连唱三天,其中第二天腊月十三是活动的,是博社村比春节还要热闹的节日,这一天全体村民都要来祭祀博社村的创始祖先,俗称“请老爷”。

  其实,“老爷”早就被请出来了。在戏台正对面,一个用蓝色铁皮瓦搭建的简易棚里面,着始祖的牌位和几尊神像,因为烟熏火燎已经变得黑黢黢的。两个巨大的铁炉子专门用来供村民们烧纸,但是,由于来烧纸的人太多,很多人干脆就在水泥地上把纸钱点着了,以致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专门的人提着水桶来“灭火”。一位老人会的理事告诉我,历年的祭祀是要到旁边的祖祠里去进行的,但现在博社的蔡氏祖祠正在翻修,只好在旁边搭建了这个铁皮棚子,本来只想临时过渡,没想到工程拖了两年多时间,还没有完工。之所以戏台要正对着祠堂,用他们的话说,戏就是“唱给老爷听的”。

  要听戏的不单单是始祖老爷。循着声音去寻找戏台的上,我需要在蛛网般的小巷里穿梭很久,不时就会见到一幅小型的电影幕布挂在墙上,旁边摆放着一台简易的放映机、一台柴油发电机和一台音响,放映的都是制作粗劣的地方戏或老电影。但奇怪的是,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片子放给谁看呢?原来,幕布正对面就是一座刚刚翻修过的崭新的祠堂,大理石雕刻的门框上还留着刻刀的新鲜痕迹,正殿里的牌位也是崭新的,唯有墙上挂的牌匾和带有题字的镜子略显陈旧,是从之前的老祠堂里搬进来的。祠堂的一位老者向我解释,若祠堂翻新,祖重新入祠之后,子孙们一般都会请来戏班子唱几天。最近这几年兴起了“放电影”,图个省事,每天100块钱,可以请“祖们”听上十天半个月的。为此,还催生了一批专门下乡给“祖们”放电影的班子,骑着电动三轮车走街串巷,晚上固定来收摊,天亮再摆出来。

  如果算上那些年久失修的老祠堂,博社村大概一共有40座祠堂,它们都集中在一起,整齐排列,密密麻麻,与村民们的居住区分开来,建筑样式也是一模一样的明清古民居风格。从远处看,一片灰蒙蒙的明清老屋之中,点缀其中的绿色琉璃瓦顶格外显眼,那就是翻修后的新祠堂。尤其最近三四年,村子里翻修祠堂的工程一直没有停止过,不断有新祠堂竣工,咿咿呀呀的戏曲声,也就一直没有断过。

  那场景有些荒诞,又有些瘆人。想象一下,走在一米多宽的长巷里,一转角看到幕布上那些穿古装戏服的演员,扯着悠长的唱腔。一阵风吹来,晃动的幕布扭曲了他们的脸庞和身躯,周围空无一人,只有装饰奢华的祠堂中一列列的祖牌位在静静聆听我不由得加快脚步,从的祠堂群中冲出来,戏台上已经开始有人敲锣打鼓暖场了。

  博社村一年两场社戏,另一场在正月十二到十九。如果遇到三年一度的“上灯节”更是热闹。添了男孩的家庭和刚刚结婚的男人,都要提前去祠堂的理事会报告,然后制作各式灯笼去祠堂上灯,庆祝添丁和。除此之外,这一天还有一件对博社村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项每隔三年,博社村新选出来的理事会负责人要在上灯节这一天正式上任。

  理事会又叫“老人帮”,村民们都称呼负责人叫“总理”。这几天,村里最忙的人就是“总理”,请社戏和祭祖是理事会一年中最重要的工作。一个月前刚刚上任的“总理”蔡奇鹏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风风火火地指挥着理事们招呼戏班子、清理焚烧过的纸钱,还要开灶做饭供大家吃。他几次冲我摆摆手,大声说“很忙”,然后一溜烟儿地跑掉。有一次他差点就告诉我自己的手机码,可是刚说了三个数字,旁边就冲过来一个年轻姑娘,拽了他一把,然后冲我吼了一句:“他不用手机!”别人告诉我,那是蔡奇鹏的儿媳。

  表面的热闹暂时了村庄的尴尬。就在村子的另一头,废弃的小学教室里,从全市系统抽调上来的30多个已经安营扎寨,虽然缉毒大行动已经结束,但留下的扫尾工作依然繁重。社戏开唱之前,还有一队在戏台旁边不远处的一条小巷子里,对一座老屋进行了里里外外的,大概是遇到些麻烦,只好来把“总理”叫去做工作。理事会的一个老人悄悄告诉我,就在当天晚上,大的头还要召集本代表,讨论禁毒的事情,因为此次行动中被抓的制贩毒,来自大的人最多。“外人不能参加,严格保密的。”

  新“总理”蔡奇鹏个头不高,眼神机灵,约莫将近60岁,据说年轻的时候在村里的戏班子唱戏,固定的角色是演曹操。不过,大家对他的另一个名字更熟悉蔡鸟。在博社村,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平时大家叫的,比如蔡鸟;另一个则是写在族谱上的,比如蔡奇鹏,严格按照辈分排序下来,他是奇字辈。上世纪80年代末,蔡奇鹏算是最早一批走出村子的生意人,去到深圳收废品,直到两年前才退休回乡。现在几个儿子还都留在深圳,仍然做着废品收购的工作,他也以此向大家表明,自己家族与毒品生意保持了距离。

  第一次拜访博社村的经历,于我而言常沮丧的。扫毒行动刚刚结束,每个村民都保持着高度性。听到我说普通话,不管说什么,对方的回答总是一句话听不懂,虽然这三个字也是用普通话说出来的。第一天我进村子想打听蔡奇鹏家在哪里,结果问了不下20个人,没有一个人肯说。村子里基本没有外来人口,就连通婚也大都是本村内部联姻,后来我偶然遇到一个外省嫁过来的媳妇,她感慨自己嫁过来五年,终日在家相夫教子,没出过几次村子,也基本没有听到过普通话。在百度“博社吧”里面,年轻人地讨论着上的“不实报道”,但在现实中,没有一个人肯和我谈论这个话题,之下,对我这个外来者唯恐避之不及。

  今年6月初,我再次拜访博社。简易的铁皮祠堂还在,旁边翻新的祠已经基本完工,两扇大门上各自画了一文一武两个门神,正门上方是四个鎏金大字蔡氏家祠。正门两侧的影壁上,是大理石雕刻的狮子和大象,门楼的梁上则是五颜六色的数百个小神像,也是大理石雕刻而成,涂着鲜艳的颜色,形态各异。这座博社村创始祖先蔡登瀛的祠堂,名为源远堂,是博社村的总祠堂。

  祠在华南地区的普及始于16世纪20年代的“大礼议”之争。1521年,明武正德死时无嗣,继位的嘉靖是他的堂兄弟。朝中大臣,大部分都认为维持血脉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们要求嘉靖以正德继子的身份奉祀他,名曰“继嗣”。但是,嘉靖哪里肯,他要以“孝”的名义,来奉祀自己的亲生父亲兴献王,谓曰“继统”。到底是应该“继嗣”还是“继统”,嘉靖与朝臣们争论不休,几次因为在京师建兴献王庙而正面交锋,大部分朝臣在的左顺门集体,伏阙苦谏,请求嘉靖改变初衷,不少人还因此被锦衣卫,并被廷杖。当时,朝中有五名官员是公开支持嘉靖的,而这五人中,就有三人来自珠江三角洲。

  最后,这场争论以强势的嘉靖取胜而告终。“大礼议”之后,先是级别较低的官员和富裕人家,仿照“家庙”形制修建祠堂,后来连贫家也跟着建祠堂,并把土地划拨到祖先名义之下,以便应付祭祀祖先的开支。由此,祠在各地,尤其是偏远的华南地区遍地开花,成为连接王朝皇权与地方族权的一根纽带。

  有记载的博社村,起源于南宋嘉泰四年(1204),登瀛公从福建莆田县迁至博社。史料记载,蔡登瀛的祖父是当朝的四品官,父亲是六品官,因为自家外甥犯事,怕被,遂举家迁至惠来县的鲁阳村。因为与相邻的东岐堡庞员外家是亲戚,便送蔡登瀛到庞员外家做管家,博得员外家一位风水先生的赏识,后在他的帮助下,购置一地,先搭一草棚安住下来并成家立业。后来他的几个孩子,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按照以前那位先生的嘱咐,把草棚改建为蔡氏家祠,以纪念父母。

  历史上,源远堂经历了几次大修。第一次是明朝初期,蔡登瀛的四世孙蔡开浓和蔡开创组织扩建源远堂,先建后厅三间,一拜亭配两廊,接着建,最后建门楼,属土石木瓦结构,三进两天井式,三山门,门楼配有一对大石鼓。明朝万历八年(1580),科举进士、任饶阳县正堂的蔡春迈,回乡时组织族人修复源远堂。到了清乾隆年间,族正蔡萃嘉又组织族众改建过一次源远堂。

  最近的这一次翻修,始于两年前,耗资上千万元。除了按人头每人均摊100元之外,其余全靠村里的实力人家捐赠。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已经被的村支书蔡东家,他捐了50万元,“当然没人敢比他捐钱更多”。整个工程由蔡东家主持,因为他集村支书与村主任于一身,集资和捐资款干脆就放到了蔡东家的个人账户上,因为案发后冻结,据说现在还欠工程队很多钱。不过,这都不是博社人关心的,真正牵动大家心弦的只有一件事源远堂了,甚至堂前的水塘也按照风水先生的布置完工了,可何时请祖们重新入祠,却成了难题。因为最初开工的日子,就是找风水先生按照蔡东家的生辰八字来定夺的,现在他出事,该由谁来主持?这是眼下摆在博社的一个棘手难题。

  以蔡东家的生辰八字来决定祠堂开工的具体日期和时辰,即便在博社内部,也是一件绝密,知道的只局限于理事会及少部分德高望重的长辈。自从2006年底担任村支书,并于次年兼任村主任以来,这是蔡东家在博社村个威的巅峰标志。有不愿透露姓名的驻村警员说起蔡东家,形容他就是博社的。

  按照警方的说法,蔡东家是博社村制贩毒团伙的头伞。他是2013年12月29日凌晨扫毒大行动中被抓的第一个人,地点在惠州的一家酒店里。据说,这间酒店也有蔡东家自己的股份。在这之前一周,蔡良火在惠州被抓,警方称其为“博社制毒元老”。蔡东家与蔡良火两人的父亲是堂兄弟,两家交情很深。熟悉蔡良火的人告诉我,他40出头,早年因制造而犯过事,后来不了了之。蔡良火的妻子患有乳腺癌,正在住院,在最近的一次饭局上,蔡良火还跟大伙感慨:“生意害人,不能让亲近的人参与。”按照警方的说法,蔡良火被抓后,堂兄蔡东家一直在为他四处活动,此次去惠州,还带了70万元现金,目的就是把蔡良火捞出来。蔡东家生性多疑,曾经做过很多年村里的治保主任,前一天,警方与当地镇配合,本想诱使他去市里开会,伺机,但没想到蔡东家口头答应着,第二天却没有去开会,而是带着现金远赴惠州去解救堂弟。

  除了蔡良火,此次被抓的另外几个制贩毒团伙,也多少都与蔡东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被称为博社最大制毒团伙的蔡昭荣一家,就是蔡东家的近亲。蔡昭荣27岁,兄弟四人,父亲蔡长,是蔡东家前妻的亲哥哥。前些年,妻子因病去世,但姑父蔡东家对蔡长一家一直照顾有加。熟悉他们的人介绍,蔡长一家很穷,早年就带着四个儿子去深圳收废品,还做窗帘生意,最近两三年,积累了本金之后才回乡发展。蔡长和几个儿子都染上了,略微夸张的一个说法是:蔡长经常让儿子吸毒时给自己也留点儿。

  蔡昭荣一家进入毒品生意的时间并不长,但是规模却迅速扩张。警方侦查期间惊讶地发现,有一次,蔡昭荣竟然一次就从福建购入制毒原料60桶,按每桶可制20公斤计算,这批原料就能制造1200公斤。一年前,蔡长就因为涉嫌制贩毒在厦门被抓,半年后,蔡昭荣的哥哥蔡昭燕,弟弟蔡昭展,因为涉毒被抓。但这并没有让蔡昭荣收手,他继续大肆制毒。2013年11月9日下午,警方在广东清远一个公收费站截获一辆小汽车,从后备箱查获40公斤,落网的四个重庆籍毒贩供认,这批货就是从蔡昭荣处拿的。这次“雷霆行动”中,蔡昭荣和他的母亲蔡剩,以及另一个哥哥蔡昭玉,从家中被警方带走。蔡氏四兄弟和父母全部落网,六栋豪华楼也人去楼空,不禁让人唏嘘。

  知情人士,像蔡昭荣一家这样在深圳做生意积累了本金,然后回家制毒的,往往发展更快。“一方面,他们早年出去做生意,虽然没什么文化,但头脑灵活;另一方面,这样的人往往外面的客户多,毒品销售的子广,只要有人,很容易就壮大起来。”另一个当晚被抓的毒枭蔡水深,是蔡长的弟弟,蔡昭荣的叔叔。还有一个重量级毒贩是蔡汉武,据说在逃,是蔡东家的副手,此前一直担任博社村党支部。

  根据警方的介绍,蔡东家为制贩毒团伙主要提供两种一是利用自己市代表的关系,四处打探消息,提前通风报信;二是一旦有人落网,就找人疏通关系,尽量打捞。在担任村支书的7年中,蔡东家在博社一言九鼎,甚至有几次,到村里办案遭村民围观,也只能求助于蔡东家。认识博社,认识博社的制贩毒,就绕不过蔡东家。那么,蔡东家到底是谁,他缘何有如此能耐?

  蔡东家兄弟五人,他是老大,父亲做了多年理事会的文书,有些。蔡东家早年承包虾塘,开过加油站,也到深圳等地做过生意。上世纪90年代,受当时支部的赏识,蔡东家做了博社的治保主任,积累了一些人气。1998年,蔡汉良当选村支部,第二年,博社第一次村民选举,蔡东家被选为村主任。可是,他一直在外忙自己的生意,并不来村里上班。后来,蔡汉良向上级打了报告,蔡东家很快就辞职了。此后几年,他一直断断续续地做生意,有人说他也曾经贩卖毒品,承包酒店,还搞。2003年之后,村子里一直没有选出一个正式的支部,由蔡奇隆主持工作。2006年底,蔡奇隆生病,去广州住院治疗,结果人还没回来,就得到消息说镇上任命了新,是蔡东家。“当时,家里人都很生气,好歹也要通知我们一声啊,为此还差点和蔡东家一家打起来。”蔡奇隆的家人告诉我。

  一位前任村官告诉我,蔡东家当上村支书之后,第一年还过问一下村里的事情,组织修了,从第二年开始,就不闻不问了,只顾忙自己的生意。村委会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有事就给蔡东家打电话,偶尔开一次会,也都是在他家里进行。“我们很少在村里见到蔡东家,他每天就是陪生意朋友和领导们打牌。”这位村官称。2007年,博社选举,没有人跟蔡东家竞争,但又必须要差额选举,后来勉强动员了一个村民出来竞选,但谁都知道是走过场,只象征性得了100多票。蔡东家顺利当选村委会主任。到2010年再次选举时,也是如此。“蔡东家想分点票给谁就给谁,前些年为了争村长,选举的时候各个大头的人常常聚在一起开会,甚至准备好刀枪,随时打仗。”一位老人帮回忆,“自从东家当了,村子里反而平静了很多,再无公开的挑战者。”本来,2013年底又要新的村主任选举,听说蔡东家有意将这个位子让出来,交给堂弟蔡良火,没想到还没有等到选举,就案发了。

  如果只是从这些经历看,我们仍然无解,蔡东家的能量到底由何而来?要进一步认识蔡东家,还得从博社的族关系说起。

  始祖蔡登瀛生了四个儿子,从大到小分为孟、仲、叔、季四个头。其中,三很早就迁走了,村子里现在只剩下大、二和四。只是,这三个头的发展极不均衡。博社村登记在册的人口大约1.4万,其中,大有近万人,二3000多人,四只有1000多人。毫无疑问,大是村里的主力军。但是,若仅仅以此划分,倒也简单。复杂的是,在此后800多年的历代繁衍中,大又分化出了20多个小头,几乎每个小头都为自己的祖先修建了祠堂。

  在这些名目繁多的小头中,其中以明末清初年间分化出来的九厝和糖间为最大分支他们起初都是一个地名,比如,九厝,就是指当年有九兄弟聚居的地方;而糖间,则是当年博社的主力产业制糖业的地。康乾盛世年间,博社村外的北洋溪直通甲子港,往来贩卖糖的船只络绎不绝,相当繁华。后来,九厝下面又以大深和两个家族人最多,即今天博社人常说的深祖和荣祖,各有3000多人。因此,博社错综复杂的族谱系中,大之下的深祖、荣祖、糖间这三个头才是真正的主力军,只有二能够勉强与之抗衡。

  对于并无实权的理事会而言,一个“总理”和四个“副总理”,一般每个头都出一个代表。比如,现在的“总理”蔡奇鹏来自二,四个“副总理”就分别来自深祖、荣祖、糖间和四。之前连续三任“总理”都来自深祖和荣祖,直到去年,上一任“总理”才主动提议将来可以让各个头轮流做。“因为做总理就是给大家服务的一个角色,没有利益可获,还得搭上时间和精力。”一位理事告诉我。但是,掌握实权的村干部就不一样了。在过去的30年时间里,博社的村支书和村主任基本上都是深祖、荣祖、糖间和二这几个大头所把控。尤其深祖和荣祖的人最多,因为分化的晚,之间的血缘关系更亲近,他们是博社村的两大王牌头。蔡东家蔡东家就来自荣祖一支,而蔡汉武则属于深祖。据说两个头一直暗中较劲,虽然近几年没有爆发过公开冲突,但关系并不融洽。

  虽经历两次婚姻,但蔡东家却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这在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的潮汕地区非常罕见。促成他独揽的原因里面,除了物质财富、上层关系和治保主任的经历之外,不可或缺的是他的族背景。本来,经过解放后的重创,族传统在博社已经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是,上世纪90年代,因为村庄财富重新分配的需要,各个头再次崛起,纷纷与界限。蔡东家的壮大,正是搭上了族复兴这一东风。

  要搞清楚博社村的头关系,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前些年,理事会组织修过一次蔡氏族谱,但并手一本,只有一些有文化的长辈家里才有。不过,我问过很多看过那本族谱的中年人,都说看不懂。头和祠堂并不是严格的对应关系,比如,某个第十三世的祖先从大家族里分家出来单过,但因为当时经济条件不好,死后并没有修建家祠,直到第十七世的时候才建了祠,这样,虽然头对应的是十三世祖繁衍下来的家族,但祠堂却只属于十七世祖下面的家族。生活在博社的每个人从懂事开始,就会由父母带着去自己家族的祠堂里叩拜,换言之,每个人从一出生,就获得了一个无形的身份符。

  如果你问一个博社人,族关系在平时的生活中起到什么作用,他多半会说:“没什么作用,不过是一家人过年回来拜拜祖先喝喝酒。”如果你追问他们,族传统与毒品犯罪有没有关联,得到的回答基本都是否定。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两个月前刚刚上任的新支书蔡龙秋却不这么认为。他来自二中最大一个头,祖父在甲子镇商业局做了几十年仓库保管员;父亲就是被蔡东家取代的蔡奇隆,19岁便当了生产队的会计;弟弟做;小舅子在委工作;老婆也是本村人,是村里有名的妇产科医生。2014年3月,大行动后搭建的临时村委班子基本完成了任务,需要选出新的,陆丰市和甲西镇都看中了蔡龙秋,除了其家庭背景外,还因为“二的人比较干净,在这次扫毒行动中牵扯最少”。组织部门清查了他家和岳父家的全部家庭关系,确认“干净”之后,才正式任命。宣布他上任的那一天,陆丰市委、市长、局长和甲西镇都参加了,他们都问了蔡龙秋一个相同的问题:“你怕不怕他们?”

  “他们”意有所指,一个是那些牵扯毒品犯罪的人,另一个则是村里不服气的头。因为此次涉毒的人员基本来自大,二抓的人少,引起了大一些人的不满,蔡龙秋上任后,也没少给他出难题。蔡龙秋坦言压力很大,不仅恢复村里的水利、电力等基础设施需要巨额资金,而且村里头关系复杂,做每一项决定都需要平衡各方关系,用他的话说就是“一切皆族”。

  于建嵘在其《岳村》里对这种新时代的族身份有过总结新型的族文化对乡村的影响并不是传统的组织作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一种基于族文化而建立起来的认同感。当这种“认同感”成为一种乡村习惯后,它就不仅是一种模式化的行为方式,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一种模式化的秩序和规则,更是一种模式化的利益。

  博社村的族复兴,就是村庄利益再分配的结果。博社建村800年来,有过三次修建祠堂的,大致可以看出其族文化的演变。第一次发生在清乾隆、嘉庆年间,当时得益于制糖业发达和甲子港的繁华,博社出了四大富翁、八大富子和十六富孙一说。其中一个富翁蔡升本所建的孝友堂,至今仍是博社最大的祠堂之一,也是陆丰乃至整个潮汕地区数得着的大祠堂。当时,如何让大祠与小祠共存,已经有了一套详细的规制。一个大族之下,有很多小祠堂不同辈分和头的祖先,并且以各个祠堂的堂为名,形成多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从而建立起族的内在组织。弗里德曼将之称为族的“枝节化”。

  第二次兴建祠堂的,发生在清末和年间,博社至少三分之一的祠堂是在此期间兴建和翻新的。当时,国家基层出现真空,各种恶乘机进入乡村,土豪劣绅鱼肉百姓,兵痞乡里,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承担乡村稳定和安全的族组织借此壮大起来。辛亥后,党人对于族不仅没有采取或取消的态度,反而在许多方面借助于族的组织系统来服务于。《陆丰县志》记载,1923年4月,彭湃到陆丰宣传组织农会,在东海镇六驿村设立陆丰县总农会筹备会,地点就在林氏家祠。

  第三次修祠堂的,就发生在最近几年。按理说,祠堂不是随便就能建的,要严格跟居住区分开,一般都是在原有老祠堂的基础上翻修,如果之前头没有祠堂,便没有空地可供建设新祠堂。但是,一位理事介绍,最近三四年,随着村里暴富的人家增多,不仅大规模翻修旧祠堂,甚至还新建了三四座新祠堂。只不过,与支撑族的传统农耕文明不同,最后一轮族的复兴,所依托的物质基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博社的族脉络,在解放后曾经中断了几十年。解放初,博社由于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是整个陆丰市最大的封建村,当时县里还特意派了工作组来指导土改,博社的地主和富农户数也居全县之首。新对旧有的财富格局进行了强制,依靠优良的自然条件,博社又重振了昔日的辉煌。到上世纪80年代第一次土地承包的时候,博社全村共有荔枝地8000多亩,虾塘3000多亩,水稻田2000多亩,集体经济名列前茅。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由于拖欠水费,供应博社灌溉所用的水库停水,加之农村水利年久失修,蔡东家博社的农田基本就此荒废下来。传统农耕基础的崩塌,促使一部分人走出村庄,去深圳等地收废品,成了博社第一批淘金者。

  上世纪90年代后期,担任村支书的是来自深祖的蔡爆。熟悉他的人说,他的性格与名字一样,暴脾气,爱打架。蔡爆当了三任村支书,就是在他任上,一手提拔了蔡东家做治保主任。1997年左右,蔡爆即将下台,他发起了一场收回虾塘的运动,要把那些已经承包出去的虾塘收回来重新分包。由于村里的稻田无法耕种,荔枝林收益又慢,虾塘成了村里最炙手可热的财富。明眼人都看得出,蔡爆要利用自己的完成财富的再分配。不过,单纯依靠村支书的权威还不行,蔡爆采取的是另一套数认头。不止一位前任村官在评价蔡爆时,都用了一个词儿性强,通俗解释,就是他的族观念强,喜欢以头为名拉帮结派,以大欺小。以此运动为分界线,之前已经被淡忘的族观念重新燃起,各个头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集结,博社开始分崩离析。

  当时闹得最凶的,是支书蔡爆和副支书蔡良乐。蔡良乐来自二,所承包的虾塘还未到期,蔡爆要强制收回,两个头的人僵持不下。1997年1月10日,当时甲西镇一位来村里协调,实际上是为蔡爆,没想到却被二一个吸毒的青年打了,由此造成闻名陆丰的“110事件”。后来,两家还把官司打到了市里,最终也不了了之。1998年,蔡爆下台,同为深祖的蔡汉良当选,他一上任,摆在面前最棘手的事情就是当时村里有三具遗体已经停尸多年,该如何处理!

  寻找蔡汉良的过程颇费周折。至少有两天的时间,我在村里打听这个名字,还是没有一个人肯说。村外荔枝林旁边有四座排在一起的新楼,那是其兄蔡汉升家,但他也不肯告诉我弟弟住在哪里。直到第三天午后,我误打误撞在一个小巷口问到一个初中生,他往巷子里指指,大概是第五六户吧,然后就跑开了。我找过去,发现第五户和第六户都是破旧的,不像,第七户人家却是用钢丝网防盗窗包裹起来的气派楼,门上还安了摄像头。敲门,一个中年妇女从大铁门的小窗里应答,果然就是蔡汉良家。

  蔡汉良穿一身白色的丝绸睡衣,正坐在客厅宽大的实木椅子上抽着烟袋。他看上去约莫有60岁,大背头梳得油光锃亮,白皙的皮肤与那些晒得黝黑的村民格格不入。刚一落座,讲明来意,蔡汉良就发了一通牢骚,说自己从1998年上任,当三年,光是村里的提留款和修水沟的钱,就自己垫付了十几万元,到现在也没有还给他。

  持续多年的停尸案,是上世纪90年代博社内部族关系剧烈变动的结果。据蔡汉良回忆,最早的一起命案发生在1992年,看戏的时候起了口角,二的一个小青年被糖间的人给了;第二命案发生在1995年;第三命案发生在1997年。结果,三个的人都没有入葬,而是把棺木抬到了凶手家里,埋在院子,凶手则,双方的头对峙,谁也不服输。新上任,上级给蔡汉良下了死任务,必须要解决这三停尸案。蔡汉良自己掏钱买了几条香烟,天天召集各个头的老大去祠堂开会协商,开了一个多月,涉案的头终于答应各自,缉拿凶手,死者下葬。针对每个死者,由陆丰市局和甲西镇各出5000元和2000元,村里再拿出2万元,算作丧葬费。

  停尸案摆平,蔡汉良确立了在村里的权威,博社的族割据完成了复兴,并实现了短暂的平衡。蔡汉良举了一个例子来展现他捍卫村庄利益的能力。2000年,博社的计划生育形同虚设,为了治理超生问题,陆丰市局长带着300多荷枪实弹的想进村,他们在村口小学集结待命,请蔡汉良去配合工作。没想到,蔡汉良大怒,搬出“文件计划生育问题不能警力”的尚方宝剑,告诉局长,要想进村,除非现在就在大喇叭里公布自己就地免职。最后僵持的结果是,局长带人灰溜溜离开,让镇党委与村委组成四个工作组分头去动员超生妇女结扎。“不过,我有两个儿子,家里没有两个儿子的,我都没去叫她们结扎。”蔡汉良拍着胸脯说,“要以德服人。”

  因为向上级报告蔡东家不来上班,两人结下梁子,为本来就暗中较劲的深祖和荣祖更添了一把火。后来,蔡东家做,又是来自深祖的蔡汉武,据说蔡汉武一直对自己没有当上耿耿于怀,两人关系并不融洽。即便蔡汉良,现在提及蔡东家的,也没有,“他有责任,但不能全推到他头上,制毒这样的事,也不是他想管就能管的”。但是,在博社,如果不是交叉验证,你很难辨别谁的话是真谁的话是假。蔡汉良说自己只干了一届,之所以不愿意连任,是因为做“要自己往里搭钱”。但是,我后来听另一个头的老村官说,这并不是真实的理由,真实的情况是还没等干完一届,蔡汉良就因涉案被抓了。这就是博社,如果你不了解他们的族关系,很可能永远听不到真话。

  经过这一轮洗牌,各个头都找到了自己的,也诞生了一批新的“老大”。“老大”是当地人的俗称,相当于每个头的族长,其主要任务就是代表本头对外交涉。比如两个年轻人打架,这样的事情在博社是极少会的,因为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各自头的“老大”来协商。“老大”并不是正式选举出来的,也不是像“总理”那样由一系列复杂的意识来定夺,而是大家在无形中认可的。它一般由经济实力、家中男丁多少、有没有外部支持、品德与是否服人等要素来决定,不过,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前两者。在这两点上,蔡东家都优势明显,理所当然地成了荣祖乃至整个博社的“老大”。

  没有人能够说得清蔡东家的全部生意。据说他在惠州、深圳等地投资了好几家大酒店,在陆丰还开了一家高档。不过,最显眼的要数甲子镇上刚刚建成的瀛轩园小区。知情人士介绍说,这块地本来建了一座9层楼的大酒店,后来成了烂尾楼,几年前,蔡东家出资2800万元买了下来,拆除之后开始建商品楼。现在,六栋19层高的小高层已经售罄,据说卖了一个多亿,算是甲子镇上最高档的社区之一。

  一位前任村官说,若论财富积累和族背景,在博社能够挑战蔡东家的并不是没有,但是,在上层关系和外部上,蔡东家却依靠自己的长袖善舞,把别人远远甩在了身后。

  博社村坐落在陆丰与惠来的交界地带,即便在全国范围内,这里的三甲地区(甲子、甲西、甲东三镇)都称得上是走私、和制贩毒犯罪的重灾区。博社村历史上一直是甲子所十八社之一,直到1957年从甲子分划出来一个甲西镇,才划归甲西。不过,行政归属并无实际意义,由于距离陆丰县城遥远,数百年来甲子就是这里的经济中心,到现在镇上还拥挤着20万人,极其嘈杂和繁忙。

  甲子的消费水平要高过陆丰,而在甲子,博社人又是一种更特殊的标签,通常意味着暴富。在甲子开服装店和首饰店的老板都告诉我,扫毒之前,博社的年轻人从举手投足就能看出来,“通常都是装一沓百元大钞,脖子上挂跟小拇指粗的金链子”。别村的人来买件T恤,50块钱还要砍价半天,但若是博社的,老板娘直接要价200元,对方不还价,拿起就走。甚至连出租车司机都深谙其道,从甲子去博社只有不到5公里的程,出租车司机的一致要价是70块钱。“看你不像拿货的啊。”司机跟我打趣道,理由是我没背“那种方方的单肩小挎包”。扫毒行动前,来博社拿货的毒贩太多,那种皮质的单肩小背包几乎成了标准行头,司机们私下称它为“毒贩包”。在这里跑活儿的出租车司机全部来自河南南阳的一个县,彼此之间熟络,基本每一个人都有过乘客被缉毒当场抓获的经历。“不过,对我们不碍事,顶多弄去局审一晚上就放回来了。”司机告诉我。

  博社村的制毒始于何时?普遍一致的说法是在2000年左右,当时一个老板与邻村老支书的儿子合伙做,算是最早的毒品生意。由于这位老支书家与蔡东家一家是表亲,蔡东家由此进入毒品生意。2000年,甲子赫赫有名的刘标、刘送相继被抓,三甲地区的制毒生意开始浮出水面。至今,提起这两个名字,在甲子仍无人不晓。

  一位参与当年办案的警员告诉我,刘标和刘送都是甲子混的大哥。刘标当时从走私香烟到内地,被临县惠来的,刘标很,掏枪打伤了一名,由此被。警方开始清查他的生意,发现在甲子还有他的制毒,也是与人合伙的。没过多久,刘标老婆在转移毒品的过程中也被抓获。此案之所以引起轰动,还因为把四个拉下了水,其中就包括当时的陆丰市局大队副大队长。2001年,刘标被判,当时的还做了报道,但是,刘标并没有被,他上诉,硬是在二审的时候把掰了回来,据说前两年已经放出来了。

  刘送的案件与此类似,走私、制毒、被抓、、。经过这两个案件,这位警员感叹:“都能给掰回来,自此陆丰的再无信心办大案,通常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之所以十几年来,从最初的走私、贩卖妇女到后来的、毒品犯罪不断,当地的和当然难辞其咎。截至目前,陆丰市前后两任市委和两任局长都已被“”调查。陆丰惶惶,两个副局长被查,缉毒大队长也被抓,管辖博社村的甲西前后两任所长都因涉毒品案被抓。前任所长庄永川在甲西当了12年所长,在陆丰是个“奇迹”。他出事之后,接任的新所长姜振全听风水先生说,是因为地处空旷地带,背后没有“靠山”,便找工程队来在后面堆起了一座假山,可是也没有逃过一劫,10个月后也被抓了。

  在当上博社党支部的第二年,蔡东家成了市代表。这是一个极为有效的“护身符”,因为去市里开会,与领导们经常见面,平常就多了在一起打牌的机会。由此,蔡东家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支书,但在陆丰乃至,已经是声名远扬。上述感叹,早在七八年前就听说蔡东家这个名字,但“自己是小,跟人家根本说不上话”。

  由于制贩毒严重,陆丰两次被部列为禁毒重点地区。2009年,广东省厅派了年仅36岁的陈宇铿空降陆丰,重点打击毒品犯罪。陆丰警员形容陈宇铿“年少有为,能力强,有魄力”。陈宇铿上任后,大刀阔斧治警,陆丰市局12年未动的人事关系被他打破,提拔了一批有能力的年轻,组建了缉毒专业队,甚至还专门组织了几次针对三甲地区的大行动。可是,今年3月,已经升任市局常务副局长的陈宇铿还是了,也是牵扯到了博社的制毒案。据说,当年他带队到三甲缉毒,本来晚上行动,下午有人得到情报,甲西长庄永川就去博社通知了一圈,到了晚上,行动自然没有结果。

  外部的伞之外,内部的族关系本身也提供了一种隐性的。一位参与博社案侦办的警员,一般一个地方若同时存在两个制贩毒团伙,都会存在竞争,进而水火不容。但是博社是个例外,虽然村里存在数十个制贩毒团伙,但从来没有因为毒品生意而起过冲突。“在这里,毒品生意是个封闭的交易链,各家都有自己的原料供应商,有自己的技师和工人,也有自己的客户,互不。”这位警员告诉我,“有时候,一家暂时没货,还可以去比较亲近的另一家毒贩手里拿货,临时救急,大家相互合作,相互扶持。”在他看来,这就是内部族关系的作用,“生意谁都可以做,一致对外,但谁也不能坏了内部规矩”。一个小头的“老大”就曾向我感慨,虽然大家都知道制毒犯罪,但只要有几家开始做,一夜暴富,头的人难免心理失衡,因为自己不做的话,就再无法与人抗衡。博社是单姓村,族内部固然存在矛盾,但一旦遇到外部的,还是会马上团结起来。

  博社制毒之疯狂,超出想象。最初先是利用感冒药来制毒,后来国家严控药品销售,就从福建、等地直接购进,从中提取麻黄素来制造。熟悉情况的人介绍,他们一般先与一家小药厂合作,打着药厂的旗去买草,用大卡车一车车拉回来,蔡东家最多的时候在海边、山上搭建了五六百个简易棚,在里面浸泡。最近一年多,又开始兴起了新型化学合成毒品。

  制造的技术门槛并不高,有带着几个月就能学会,警方曾经抓住过一个15岁的初中生,竟然已经熟练掌握了制毒技术。但是,其暴富之快却是惊人的。据上述人士介绍,3年前,一桶提的50斤重的制毒原料,售价200万~220万元,可以制造一公斤一条的20条,每条25万元,即500万元。扣除的工钱十几万元,药品添加剂5万元,人工和电费三四万元,只需三个星期的时间,就能净赚200万元。但是,随着市场供应量加大,最近一年行情大跌,每条只能卖到8000元,很多刚刚进入毒品生意的博社人都赔了钱。

  在博社,想进入毒品生意,门槛也不高。族中有亲近的人在做毒,就可以提供给你学习的机会,跟着做一年,只要你想单干,还可以给你提供启动资金。很多不直接制毒的家庭也间接地提供了的作用。但是,这一切都要限定在一个族内部。一天傍晚,我在一间破旧的老祠堂里偶遇了一个中年男人。他是个光棍,在博社,每个祠堂都会住有一个打理卫生的人,一般都是无儿无女的老人。这个中年人带我看了快要倒塌的祠堂,感慨自己甚至连祠堂的人头费都出不起,他说:“我也想跟他们做毒,但求了好几次,人家不用我啊。”

  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内部运作上看,博社都算得上是一个封闭的、庞大的、古老的超级村庄。它远离都市与现代文明,村中除了两条主干道,其余全是蜘蛛网般的小巷子,一万多人紧密地聚居在一起;它基本没有外来人口,后来我才明白,之所以内部通婚者居多,是因为只有嫁入的媳妇才能入族谱,而嫁出去的女儿就不能写进去了,谁都不愿意让自己女儿从族谱中抹去,也不愿意让一个外姓媳妇入了自家族谱;它历史悠久,800年一脉相承,即便中间几十年因为变更而短暂中断,也是表面的,维系其内部运作的族观念一直坚挺。更关键的是,它有一套自己的行事规则,虽然内部关系错综复杂,但这套几百年来形成的行事规则,基于历史传说、风水以及封建等级观念而形成,自成一体,生命力顽强。

  穿梭在博社密密麻麻的祠堂和鳞次栉比的豪华楼中间,想起新所说的那句“一切皆族”,常常会有一种穿越感。我第二次拜访博社,之所以略有收获,是因为我暂时绕开了博社,从外部人士入手。

  博社为什么成为制毒村?这与它深厚的族传统有何关联?通过对士绅这一中间阶层的观察,我们获得了博社族与毒品关系的一个新视角。

  科大卫在其《和祖》一书里重点华南地区族的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来自地理的角度华南地处偏远,远离王朝中心,地方自治的色彩更浓,同时向王朝靠拢的更强烈;另外,因为粤闽沿海尤其珠江三角洲地区,早年属于荒滩,耕地基本由开荒所成,为了确立对自己开荒的,需要建立一套内部人的治理机制。

  从明朝中期开始,族谱的编纂,不再以虚构的祖谱系和里甲登记为核心,而以考取科举为核心。拥有科举的,主持祠堂的祭祖活动,赞助族的活动。明朝开国后8年,整个珠江三角洲只诞生了33名进士,而在之后的两个世纪内,珠江三角洲生了390名进士,换言之,每三年一届的会试中,平均就有6名进士。从16世纪到18世纪,各阶层开始广泛感受到文人的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个阶级从草莽百姓中诞生出来,并成为影响地方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绅权。

  现实世界中的士绅,除了考取的人,通常还包含两类人富人和能人。尤其后两者,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进入认同的“体制内”,但却依靠物质财富和特殊技能(比如中医、风水先生、礼仪文书等)积累起来的声望,取得了乡村的一致认同。按照于建嵘的,绅权系连接皇权与族权之间的桥梁,它超越了一般的族权,是“族之间冲突的缓冲器”。

  甲子镇上有一家鄞记购物商场,是镇上历史悠久的最大。鄞记的老板蔡奇河就是博社人,祖辈早在清朝康熙年间就前往甲子镇上,当时康熙推行海禁和迁界,博社很多人外出后就没有回去。后来,蔡氏祖先与镇上开当铺的鄞家女儿成婚,食品生意越做越大,逐步奠定了在甲子的地位,甚至还在甲子镇上修了蔡氏家祠。

  不过,蔡氏一家与博社还有另一层微妙的关系。乾隆四十六年(1781),主持源远堂的正是鄞记蔡氏的祖先蔡萃嘉。他当时担任蔡氏族正(相当于族长),回乡组织源远堂,这次,为后来博社各个头之间的罅隙埋下了伏笔。有熟悉这一过程的人士介绍,蔡萃嘉是大的子孙,他的工程实际上对源远堂进行了大改动,最明显的就是把原先的三门改为了单门。此后,大之下繁衍旺盛,而二与四却没落下来,尤其四,越是被边缘化,在村子里的空间就越小,外出定居的人就越多。二与四的子孙都相信是这次改建,了自己头的风水,因此对蔡萃嘉颇有意见。不过,按照的说法,蔡萃嘉也得到了“”:他无后,而只能是过继了别人的儿子。

  在博社,类似传说还有很多,比如出走的三。相传当年始祖登瀛公死后,四个儿子找风水先生给他选择墓地,主持修建墓地的就是老三。事后,风水先生嘱咐老三,说墓地周围地形像一艘飘风船,将来他的子孙最好离开博社。老三遵命,让他的大儿子蔡英敏用一根绳子背着一口锅出走了,这是风水先生的,说什么时候绳子被铁锅磨断,他就可以停下来定居。结果,一直走到百里之外的夏灶,绳子才断掉,自此,在夏灶扎根繁衍。现在,夏灶是一个笼统的称呼,包含十几个自然村,都是三繁衍下来的蔡氏后代,有6万~8万人,甚至比博社还要大好几倍。不过,当我去夏灶打听其渊源的时候,听到的说法却并不一致,很多老人承认他们的祖先来自博社。有关这两个村庄的历史渊源,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

  种种传说,构成了一种稳固的内部文化,支撑着这里的族运转。但是,传统乡村中,皇权、族权和绅权三足鼎立,相互支撑、相互制衡的三角关系却已经不复存在。还记得第一次去博社的时候,我跟博社小学的老师蔡昭宇聊天,他的祖父曾经做过生产队的会计,父亲是村里第一个高中生,后来在小学当老师,红白喜事都来找他写字,对村里每个人的生平都了然于胸。蔡昭宇子承父业当了老师,哥哥蔡昭立则是乌坎水利站的,这次扫毒行动后也被上级派回博社担任过渡期的。按传统族观念,这样一个书香世家在村里的应该很高,但他却是一副蹉跎的样子,住在小学拥挤的宿舍里,感慨今非昔比,没有人再看得起读书人了。

  更让酸的是与老人会理事蔡光臣的第二次见面。蔡光臣60出头,做了一辈子小学老师,还是理事会的,第一次见他是在去年社戏时,他坐在祠门口的台阶上,等着理事会分给每位理事的一块猪肉。那时候,他对村庄的事情并不愿多谈,几次催促我离开。第二次拜访博社,我又找到他家,吃惊地发现他已经卧床不起,奄奄一息了。由于结肠炎动了三次手术,医生说只有十几天的生命了。他用尽力气向我感慨,若有来生,一定不要做个。“我一生讲德,本分,到头来落得这般,要钱没钱,要屋没屋,看看那些,一夜暴富,高楼大厦,现人只认钱。”

  扫毒行动之后,陆丰市成立博社重点工作组,调集所有博社籍的和回乡整治,担任过渡期的就是陆丰市人社局主任科员蔡水宝。不过,据本村的另一位村官感慨,蔡水宝虽然有能力,但离开村庄几十年,对村里的很多族演变并不熟悉,“我们有些事他那么做,他并不理解”。

  科大卫在书中对传统乡村的坍塌提供的结论是:年间,就地方与朝廷的关系而言,祖已经无关痛痒了。随着“国民”、“国家”等概念的到来,代表中国封建制度的族开始成为有识之士的对象。1904年,梁启超从美国回国,游记中提及“中国人的缺点”,第一项就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他引述美国总统罗斯福的话,主张以国家的代替乡村的,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也必须要把“乡村”抛弃。自此之后,传统的中国乡村就靠边站了。

  因为,外部的约束失效;因为,内部士绅阶层的崩塌,又让族运行失去了约束的力量。即便蔡东家这样的绝对,也无力撼动村庄的运行规则,有过村支书和头“老大”双重经历的蔡汉良就感慨,有时候,这个位子上的人也是身不由己,只能顺势而为。去年阴历七月初十晚上,蔡东家曾经召集各个头的“老大”在蔡氏祠里开了个会,告诉大家回去分头转告本子孙,制毒有害,七月十五之前必须停止。可是,并没有人真正遵从。

  (注:由于可理解的原因,几乎所有采访对象都记者使用其明确的个人信息)

原文标题:蔡东家+博社:超级村庄的族与毒品 网址:http://www.bustupbeautynavi.com/xinwenpindao/2020/0210/2085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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